中國古代并無涉密人員的概念，只是根據(jù)其工作性質(zhì)和管理方法，有些職務或崗位類似于涉密人員。中國古代涉密人員大致包括兩個群體，一是參與重大機密決策的宰相、將軍、六部尚書等高級文武官員，如唐代翰林學士“進退大臣，常參密議”，當時號為“內(nèi)相”；明代內(nèi)閣“掌制誥機密重務”，均屬核心機密崗位，在這些崗位工作的官員自然應當屬于現(xiàn)代所說的核心涉密人員。二是承擔傳遞、經(jīng)管、辦理日常機密公文和事務的宦官、侍衛(wèi)、驛遞和胥吏等底層官吏，如明代錦衣衛(wèi)“職在侍衛(wèi)，祖宗朝非機密重情不遣”。這兩個群體的層級不同、社會地位不同、承擔的責任不同，在管理的具體方式上也有一些差別。比如，對高級涉密官員，更加強調(diào)軟的一面，對底層涉密官員，則更強調(diào)硬的一面，但在嚴守機密、忠誠可靠等要求上則是基本一致的，其中一些具體做法還頗有特色。
第一，要嚴守機密
如唐代中書舍人在中書省負責“侍奉進奏，參議表章”等機密事務，其履職的第一要求就是保密：“其禁有四：一曰漏泄，二曰稽緩，三曰違失，四曰忘誤。”宋代景德元年（公元1004 年），宋真宗召見宰相畢士安、寇準，專門就中書省的保密提出要求：“樞密之地，尤須謹密，漏禁中語，古人深戒。若與同列及樞密彰不協(xié)之跡，則中外得以伺其間隙，實非所便，卿等志之?！?/div>
侍郎之下，有中書舍人，初稱中書通事舍人，后去通事之名。中書舍人初掌呈進章奏，后掌撰作詔誥及受皇帝委任出使，宣旨勞問，受納訴訟。
第二，在選拔任用標準上更重視品行
中國古代用人一般都強調(diào)德才兼?zhèn)?，但在涉密崗位用人上更強調(diào)德。比如，唐代在選拔中書舍人時，優(yōu)先錄用“靖默專敏之士”。有些人因為品行問題，在擬任機密職務時就遇到麻煩，如唐肅宗“欲以李輔國為常侍”，遭到苗晉卿的反對，理由就是：“常侍近密，非賢不可居，豈宜任等輩？”唐憲宗欲召用段文昌為翰林學士，韋貫之奏曰：“文昌志尚不修，不可擢居近密?！鼻宕崽凉儇撠熯f送中央與各省來往公文，屬于涉密崗位，按照規(guī)定，他們除了必須具備武進士、武舉人及守備的資格以外，還必須“家道殷實、小心謹慎”。對于有些底層涉密官吏，甚至將不識字作為一個任用條件，如明太祖朱元璋時，規(guī)定“內(nèi)臣不許讀書識字”。清代軍機處所用“蘇拉”（即聽差），揀選15歲以下不識字之幼童。這就是“德重于才”的表現(xiàn)，雖然未免因噎廢食。清末總理衙門挑選司員時，只錄用平民子弟，對高官大員家庭的子弟，一律不準錄用，以防近親繁殖，給親友泄密甚至竊密。這在現(xiàn)在看來也是有道理的。
第三，在選拔任用程序上更加慎重
高級涉密官員的選拔，一般由皇帝親自決定，其慎重自不待言，如明代“內(nèi)閣票擬，事關機密”。明英宗時期，巡按直隸監(jiān)察御史劉孜推薦南京大理寺卿薛瑄進入內(nèi)閣任職。皇帝拒絕了這一建議，理由是：“內(nèi)閣乃朝廷機密之地，其職非常人可保，素未簡在，遽難任用，姑已之?！睂τ诘讓由婷芄倮舻娜斡茫瑒t制定了一些相應的程序性規(guī)定。
如清代內(nèi)廷專門負責接收奏折的奏事處，起初主要揀選內(nèi)務府官員充任，乾隆時期發(fā)生奏事太監(jiān)高云從泄密案后，將挑選范圍擴大到各部院司官，奏事處六缺，“部院司官二缺，內(nèi)務府官員四缺”，以8年為期，期滿更換，如果在此期間發(fā)現(xiàn)有不合格的，隨時調(diào)換。清代提塘官采取保舉制，他們一旦犯錯受罰，作為保人的本省督撫和有關地方官也會受到處罰：“如將應密事件豫通信息，及設詞恐嚇詐騙，一經(jīng)發(fā)覺，即交刑部治罪。其出結(jié)之該地方官及督撫失察者，分別議處。”這實際是一種變相的安全背景審查。
第四，在社會交往方面限制比較多
唐代規(guī)定，“駙馬，國之親密，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”。唐穆宗時專門下令，駙馬等“有事任至中書見宰臣，此外不得至宰臣及臺省官私第”。唐德宗時“宰相不敢于私第見賓客”。唐代中期以后，翰林學士開始參與機要，“學士不與外班接”。宋代則在三省、樞密院等機密部門推行禁謁制度，“在京司屬非假日不得看謁及接見賓客，非廨宇所在者，雖親戚不得入謁。違者并接見之人各徒二年，職事相干者勿拘”。“審刑院、大理寺、刑部毋通賓客”，并令官員“常切覺察，仍令尚書省出榜于本寺門曉示”。明代“文淵閣宕密之地，外臣非公事不能至，廷陛機宜，無收泄者”。清代“司員不準至軍機處啟事；軍機章京辦事處，不許閑人窺視；王以下及文武大臣，不許至軍機處與軍機大臣談論”。清宮奏事處太監(jiān)嚴禁與外臣交往，大臣官員也不得與太監(jiān)交談，如敢違犯，從重治罪。
第五，在待遇上有一些照顧
這主要是指底層官員。如宋神宗時，為解決當時“出省之后，吏持文書走諸第，率多稽遲或至漏泄”問題，專門為尚書省胥吏營建宿舍。南宋紹興十五年（公元1145年），宋高宗詔令：“臨安府兩浙運司，依在京例修蓋兩院?！苯B興二十年（公元1150年），為大理寺官員及其家屬“量行蓋造吏院”，“并令就院內(nèi)居住，嚴其出入之禁”，這固然有保密考慮，但也有優(yōu)待、安撫涉密官員的用意。
第六，在處罰上更嚴厲一些
如《大明律·吏律》“公式”門“漏泄軍情大事”條規(guī)定，如果“近侍官員漏泄機密重事于人者，斬”。若漏泄非機密的“常事，杖一百，罷職不敘”。其他衙門官員交接近侍官員，漏泄事情，皆斬，妻、子流二千里安置。刑罰都較一般人要重。
最后還要注意兩點。首先，中國古代并無涉密官員的概念，也沒有系統(tǒng)的保密管理制度，上述有些制度雖然客觀上有保密的作用，但其初衷和本意是出于其他目的，如禁止請謁、保舉制度，主要還是從政治上考慮的，防止這些官員結(jié)黨營私。還有一些制度主要是為了保密，也有著比較好的保密效果，但違背人性，如不許內(nèi)官識字、連坐，應予批判，后來的歷史發(fā)展也證明這一做法是不可持續(xù)的（明宣宗時期就開始安排內(nèi)閣大學士教小宦官們讀書識字，以便幫助辦理政務）。還有一些制度和做法，如品性端正、定期輪換、改善生活條件等，并未因為時代變化而被遺棄，當代社會也還在采用。對這些具體制度的得失利弊，要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，具體情況具體分析，不能完全以今天的立場和觀點，簡單肯定或者否定。
其次，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、國防部前部長羅伯特？蓋茨曾說，防止泄密的最佳手段，從來都不是法律包括刑事訴訟，如果有的話，就是通過教育，一點一滴地建立起一套保密紀律，讓廣大民眾特別是政府官員和新聞媒體都信任和支持保密制度。中國古代保密管理至少在局部是這樣做的，也在一段程度上達到了這個境界。比如禁止請謁，一些自愛的官員主動凈化自己的交往圈，唐代貞觀中，溫彥博為中書令，“性周慎，不妄交游，自掌機務杜絕賓客”。明太祖朱元璋時，御用監(jiān)杜安道“以鑷工侍帝數(shù)十年，帷幄計議皆與知，性縝密不泄，過諸大臣前一揖不啟口而退。太祖愛之”。又如焚毀奏稿，自漢代時就成為一個根深蒂固的仕宦傳統(tǒng)，但在法律上并未規(guī)定，主要出于官員個人自覺。西漢大臣孔光“時有所言，輒削草稿”。西晉大臣羊祜 “嘉謀讜議，皆焚其草，故世莫聞。凡所進達，人皆不知所由”。唐代皮日休《送令狐補闕歸朝》：“朝衣正在天香里，諫草應焚禁漏中。”這可謂中國古代官員保密管理的一大亮點，也給現(xiàn)代保密管理特別是涉密人員管理許多啟發(fā)。
來源：河南省教育廳
